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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小年:失败的改革和成功的改革   

 

 

       今天在这里讲改革,从历史上看改革,刚才书盟也讲了,我们几千年的历史,实际上是不断改革与革命的历史。当前一些企业界的朋友、学界的朋友,甚至政界的朋友都感觉到有点迷失,好像找不到方向,我跟大家一样,在困惑中试图寻找这个民族、这个国家的方向,于是就去读历史。如果忘记了历史,就容易迷失在当下。

       从历史上看,中国的改革事业绵延不断,几次重要的刚才书盟都提到了,战国时期商鞅和秦孝公的变法,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两次大规模的变法,为秦国崛起作为战国时期的霸主,乃至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。

       历史上提的不多的是西汉末年王莽的托古改制,发生在公元9年到23年。王莽的形象在历史上相当的负面,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自从儒家被确立为正统的意识形态之后,就脱离了司马迁的传统,不是尽可能真实、客观地去记录和探讨历史,而把教化作为它最首要的功能。后世儒家有一句话,“孔子作春秋,乱臣贼子惧”,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让乱臣贼子惧怕。历史材料的选取、历史事件的记录、历史的分析于是就有了事先设定的指导思想,历史的教化功能一直延续到今天。王莽被认为是乱臣贼子,篡夺西汉政权的野心家,代表了这个反动阶级,那个落后势力等等。实际上,如果客观地回顾一下历史,王莽是一个认识到当时尖锐的社会政治矛盾的大臣,试图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些矛盾,但是他失败了。失败有历史的机缘,也有个人的原因。后世的史学家,特别是儒家的史学家对王莽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,实际上他是一个希望有所作为、希望解救危局的政治人物。

      王莽之后,南北朝时期有北魏孝文帝和冯太后的汉化改制,在历史上留下的资料也不多。实际上孝文帝的改革对后续中国制度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,例如如北魏所创立的府兵制、租庸调制、均田制等等,都被后来的隋朝和唐朝所继承,但是因为北魏属于外族,鲜卑族拓拔氏建立的政权,汉人史学家写这一段时,总带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,说他们是“五胡乱华”,就像后来明朝人写元史一样,元史的篇幅和一个近百年的统一皇朝不相称,因为它是由蒙古族建立的政权。

      在孝文帝改革之后,有北宋王安石和宋神宗的变法,时间跨度大约16、17年,从1069年到1085年。

      王安石之后是明朝的张居正,从1572年到1582年。对于张居正的改革,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,认为这不是一次改革,只不过想通过整顿吏治、调整政策来提高明帝国国家机器的效率,改革的深度和范围远不及王安石变法。

      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清末光绪帝1898年推行的戊戌变法,但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。众所周知,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,囚禁光绪帝,杀害六君子,各种新政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流产了。

      最近的是邓小平领导的1978年改革开放。

      简短地回顾一下历史,粗略地讲,大概每隔四、五百年,中国的历史上就会出现一次改革的高潮。四、五百年也许纯粹是时间的偶然,也许因为中华帝国的制度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,必须通过改革来进行调整。古人有句话说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”,我们看了一下,更像是五百年必有改革兴。历史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,这是学界一直讨论的问题,我们不在这里展开讲,把这个问题留给将来的研究者回答。

      在这些改革中,一头一尾成功了,其他全都失败,一头一尾就是商鞅变法以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成功了,中间的改革或者变法都失败了。我用的“改革”和“变法”两个词是同一含义,似乎“变法”一词更适合古代,而“改革”是现代用语。

      虽然这些改革中只有一头一尾是成功的,但在历史上,成功的改革对国家和民族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成功的革命。商鞅变法促进了中国社会从封建制向集权官僚制的转变,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。这个大转型发生在东周末年、春秋时期,经过春秋战国二、三百年的混战,到秦始皇统一中国,这个转型才算完成,但不是像历史教科书说得那样,转向封建社会。教科书上讲,秦统一中国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开始,这个论断今天在史学界被公认是错误的。从严格的定义出发,中国封建社会只有西周一朝,这不仅是中国史学界的共识,也是国际史学界的共识。钱穆先生的《国史大纲》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实际上就是西周一朝,国外的学者余英时,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史、东方文化专家,也是这个看法。秦始皇统一中国,宣告封建社会结束,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,皇权官僚专制时代开始了,为这个新时代揭幕的就是商鞅变法。

     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则大大推进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。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直到清朝,按照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的说法,中国社会是皇权专制和宗法社会,我基本同意他的这一判断。为了简化起见,我们称皇权专制和宗法社会为传统社会。

     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大转型,即现代化转型,有些史学家把转型的起点划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,有些人认为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,有些划在了1911年辛亥革命。不管起点在哪里,各家一致的看法是,自晚清之后,中国社会的传统形态已经保持不住了,必须向现代社会转型,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毫无疑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推动。

       改革虽然没有像革命那样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,但是对于社会的发展、对于中华文明的成长,改革所起的作用和它的影响远远超过成功的革命。成功的革命大多数都是改朝换代,而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变化,这两次成功的改革,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,这也是我为什么对于改革的历史感兴趣的原因。革命和改革的区别从英文词上也可以看出来,“革命”在英文中叫 revolution,它的词根是个动词revolve,循环、轮回的意思。当然“革命”这个词不是从英文来的,在中文中很早就出现了,比如说汤武革命,商汤取代夏桀,武王推翻商纣,都被称为革命。这些革命只不过是改朝换代,而不是制度创新。“改革”的英文是reform,是重塑或者重新建造,是实质性的变化。

       一头一尾的改革成功了,中间的都失败了,原因在哪里呢?成功的改革都是突破型的,而失败的变法都是修补式的。敢于突破,所以成功;修修补补,无法解决深刻的社会、政治、经济矛盾,因此没有办法获得成功。

       所谓突破就是突破现有体制,让新生力量涌现出来,依靠新生力量抗衡守旧派,依靠新生力量推动变革。新生力量产生于新的激励机制,激励是个经济学的概念,我们实际上是在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历史,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与融合。改革改的是制度,改革制度的目的是要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加有效,提高经济的总产出,提高社会的融合度和稳定性,也要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。

      效率来自激励,制度的作用就是调整社会的激励机制,使得现有资源产生更高的效率。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,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力,另一个是土地。到了近现代,资本的作用越来越大,而当代决定效率的又多了一项,那就是技术。古代的生产要素主要是人和土地,如果有一种制度能使人和土地能够产生更高的效益,那么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就会走在其他国家前面,随着经济的发展,财政收入增加,有钱就可以养兵,古代所有变法者想实现的目标都是富国强兵。

       效率高了,在资源总量没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,社会总产出增加,也就是把蛋糕做大。蛋糕大了,就能够实现“有人收益而无人受损”,变法就是一个双赢或多赢的博弈,大家都支持,或者起码阻力小多了,新制度就可能生根、固定化并延续下去,变法就成功了。如果不能做大蛋糕,变法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,有人受益而另一些人受损,受损的那些人必然反对新法,必然抵制和阻挠,变法就难逃失败的命运。所以变法能否成功的关键是能否给全社会带来收益,能否使所有的社会成员从中受益。要使所有的社会成员受益,新法或新制度必须是能增加社会总产出的,或者增加社会总财富,在资源总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,就必须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。这个逻辑链比较长,大家能不能接受?这是我们理解历史上变法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所在,所以我愿意多花一点时间解释。改革也罢,变法也罢,要使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受益,前提是增加社会总财富,在土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,在人口总数不变的情况下,做大蛋糕就必须提高土地和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。以提高效率为目标,而不是简单的利益重新分配,利益重新分配一定会激起受损方的反对,变法的成功性就大大的降低。

      商鞅变法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都增加了社会的总财富,这是他们的成功所在,而其他的变法,并不是着眼于社会总财富的增加,并不是着眼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,而仅仅是利益的重新分配,因此激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,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对,最后归于失败。

      第二个区别,失败的修补型变法是单纯的自上而下,完全依靠官僚体系推进。例如王莽的新政、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,完全依靠体系内的官员设计和操作,在变法的过程中没有新生力量冒出来,没有推动和支持变法的社会的基础。成功的变法在突破现有体制的时,出现了新生力量,就商鞅变法而言,新生力量就是平民和农民,在邓小平改革的时代,就是广大的农民、城镇的居民和企业家。

      第三,突破型的变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,邓小平的改革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,而是吸收了大量的民间创新。商鞅的那些新政也并不都他自己躲在宫里想出来、设计出来的,而是来自于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制度。王莽搞的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,王安石更是顶层设计的大家,我们今天看一下历史的记录,不得不佩服这个人,虽然他的变法失败了,他工作的勤奋、用心的良苦、设计的周全、为官的廉洁,在今天一定会是优秀党员,论个人的聪明才智、努力程度和人品上都无可挑剔。遗憾的是他的方法错了,完全的顶层设计,用政府取代市场。用政府取代市场有什么问题呢?政府不了解市场的运作,因此顶层的设计往往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。顶层设计的另一问题是激励不协调,甚至产生相互冲突的激励,矛盾导致生产效率低下,不能做大蛋糕。

      王安石各种各样的新政都是设计精巧的方案,但是在实践中全都碰了壁,不仅没有实现他当初的设想,反而打乱了社会经济秩序,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交易。官员反对新法,因为新法伤害了官员的利益;民众怨声载道,因为民众没有从新法中得到实惠。于是变法就转变为政治斗争,一旦转变为政治斗争,新法必定失败,因为官僚体系具有天生的保守倾向,而且新政不能收到预期效果,变法者很难证明自己的正确。王安石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,结果是人亡政息。

       变法成功与否,我们看的并不是变法者个人的成败,商鞅最后的结局很悲惨,秦孝公死后,过去被处罚过的守旧派大臣拥立太子上台,新君立即杀了商鞅,但商鞅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了,为什么呢?因为新的制度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,谁也不想改。所以变法或改革的成功与否并不是看变法者个人的荣辱,而是要看他们所建立的制度是不是存续下来了。王安石的新法在他罢相之后宋神宗仍在执行,但到神宗去世,哲宗即位,就都被废除了。

      下面我们看第一个成功的案例——商鞅变法。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两项,一个是经济上的,一个是政治上的。经济上最重要的是改变土地所有制,“废井田,开阡陌”,土地私有化。为什么要废除井田制?用今天话讲,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制下的集体经济,当然会有历史学家不同意这个说法。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太久远了,留到今天的关于井田制的资料少的可怜,找不到详悉的史料说明井田制到底怎么运作的,仅仅在《孟子》中大约有不到100字的描述,《诗经》中有几行诗提到过,甚至孟子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井田制,孟子本人有没有看到过井田制都是疑问。后人猜想,井田制大致而言是国有土地所有制,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,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”。土地的使用、经营和拥有都必须经过周天子的批准,天子把土地赐给诸侯,诸侯才有经营权,诸侯再把土地“转包”给大夫,大夫找农民来耕种。国有土地上的农业生产是集体进行的,所谓井田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横划两条线,竖划两条线,如同一个“井”字,一块地就分成了九份。中间这块土地是公田,公田的收成属于大大小小的封建主,天子、诸侯或大夫,八家农民耕种围绕着公田的那八块私田,农民没有土地,为了获得私田上的收成,必须无偿为封建主耕种公田。

       顺便在这里多说一句,依附封建主的农民不一定是奴隶,教科书上说西周奴隶制,这个说法起码是缺乏依据的,在田间劳动的可能有奴隶,但也有自由民,现在还不能证明奴隶是劳动力主体。历史教科书上的错误或者值得商榷的地方相当多,历史研究最可贵的是独立和客观,不能用预先设下模式,削足适履,把中国历史硬塞进一个普适的模式中去,这是非常糟糕的研究方法。由于在研究方法上出现差错,一些很有才华的历史学家得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。

      回到井田制上,这个制度为什么效率低?周边的八家农民耕种公田,他们不会有生产积极性。我本人有过亲身的经历,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,有幸被送到农村去当知青,当时是人民公社,集体经济,大家一起干活,年底时一起分配收成。那时有生产队的地,还有一小部分位置较好、较为肥沃的自留地,爬到山上放眼一看,哪一块地是生产队的,哪一块是自留地,不用人家告诉你,一看就知道。玉米、谷子长得绿油油、站在那挺拔有力的,肯定是自留地。庄稼蔫黄、无精打采地在太阳底下游来晃去,那肯定是生产队的地。井田制和人民公社没效率,原因是经济学中说的激励机制不对头,个人的努力程度和所得到的劳动成果没有直接挂钩,生产队里的庄稼就是长不好。那时我们很苦恼,我对经济学的兴趣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为什么农民不好好干活?毛主席让我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但是我们发现贫下中农的觉悟并不高,他不好好种集体的地,精耕细作的都是他的自留地。农民还自私,到了什么程度?在山上干活,总有要方便的时候,他硬憋着,收工后一路小跑,回家直奔厕所,粪便要留在自家的粪坑里做肥料,不想留在生产队的地里。

      土地公有制和集体经济没有效率,商鞅改变了土地制度,土地分给个人,不再分公田和私田,农民缴租后收成归自己,相当于古代的联产责任承包制。商鞅奖励农民垦荒,扩大生产规模,过去荒地不能种,因为都是王土,不能动。“开阡陌”就是把分隔土地的土梗全给打开了,土地重新分配,可以开荒垦殖。这是一场效果明显的农业改革,从经济学的角度看,和我们1978年农村改革的性质是一样的,国有制变私有制。

      在政治上商鞅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,建立了军功爵位制。封建制下的爵位和官位都是世袭的,个人再能干没有用,必须要会投胎,今天人们讲投胎是个技术活。封建制讲的是人的身份,而不是人的才能,只有贵族和他们的子弟才能做官,才能带兵打仗。那时当兵打仗不是义务,而是一种特权,平民和农民没有资格当兵,更不要说当军官和指挥军队了。在新的军功爵位制下,你只要在战场上勇猛杀敌,凭战功就可以封爵,就可以提拔当军官,就可以在朝廷和衙门里任职。所以秦国的文物官员中有两个特点,第一平民多,第二是外国人多,商鞅本人不是秦国人,而是卫国人,原名卫鞅。大家都知道的秦国宰相李斯,也不是秦国人,而是魏国人。商鞅和李斯都是布衣知识分子出身,而不是来自钟鸣鼎食的贵族之家。

      商鞅的制度和我们所讲的效率有什么关系?通过竞争选拔机制,提高了人力资源的效率。秦国的平民中有很多能人,但在封建贵族制下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。大家都知道,战国晚期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战斗——长平之战,战争爆发在秦国和赵国之间,秦军的统帅是白起,一介平民,凭着战功一级一级升上来的,最后成了秦军的总司令。赵军的统帅开始是廉颇,后来是赵括。赵括出身军事贵族世家,相当于红二代吧。廉颇采取的战术是坚壁清野,不和秦军正面冲突,因为他知道赵军的战斗力不如秦军。赵王不高兴,说将军为什么总不出战呢?觉得廉将军是不是太老了,失去了斗志,换一个年轻的吧。选来选去选中了赵括,不是因为赵括带兵打仗有战功,而是因为他爸爸是著名的将领。赵括的母亲不同意,说这孩子虽然从小熟读兵书,但是从来没打过仗,让他挂帅出征不靠谱,如果大王非要用他,我有话在先,如果打了败仗,你不能治我的罪。赵括果然大败,20万赵军俘虏被秦军残忍地集体坑杀。

      秦军在各国军队中战斗力最强,得益于它的人才选拔机制和激励机制,而其他六国还都是封建制下的贵族爵位世袭制。但你爸爸会打仗,不能保证你也会打仗,在人才选拔机制上秦国就胜了其他国家。军功爵位制为军队提供了强大的激励,取敌甲士一首级,赐爵一级,田一顷,宅一亩。这是什么样的激励?就是今天的计件工资,业绩和奖励直接挂钩,不用监督士兵,重赏之下必有勇夫,他肯定努力杀敌。而在东方六国中,还是古老的讲出身、论血统的这样一套人力资源系统。后来六国都说秦国有虎狼之师,但没有想到是什么造就了虎狼之师,没有看到虎狼之师的后面是良田美宅和高官厚禄。

      商鞅其他方面的改革,和我们今天讲的经济学原理关系不大,在这里简短提一下。属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还有废封建,立郡县,在乡间建立保甲制,目的是强化中央政府的控制,增加财政收入,维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。郡县制并不是商鞅的发明和设计,在商鞅全面推广之前,这项制度已经存在了二百多年,被认为是由中央政府治理地方的有效制度,商鞅做的只是在全国范围上的普遍实施。其实土地私有化也不是商鞅的设计,公元前594年,鲁国就开始征收土地税,承认土地私有。所以我们说商鞅变法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,邓小平的改革也是这样的。

      商鞅在策略上也是很成功的,在变法之前公开论战,形成共识。司马迁有纪录,商鞅和守旧派的大臣在秦孝公面前进行了激烈的辩论,到底要不要变法,商鞅提出“治世不一道,便国不法古”,得到了秦孝公的肯定。反对商鞅的人说你的新法和祖制不同,你再高明,能比祖宗还高明吗,我们能做的就是守住祖宗之法。商鞅针锋相对,时代不一样,所以治理国家的方法也不一样,不能效法古人。

      王安石变法之前也有争论,但所有的变法者在这方面都处于天然的下风,因为变法要触动现有制度,而现有制度和正统意识形态是相互协调和相互支撑的逻辑整体,变法不可避免地要求改变正统意识形态,这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。王安石没有办法,只好瞎编,说新法不是我的发明,古代尧舜禹时就有。但这谁知道啊?尧舜禹三代发生什么事根本就没有史料留下来,你的依据是什么呢?说服不了人。王莽变法不得不托古改制,借周公的名义实行新法。康有为变法要先写一本《孔子改制考》,说我今天提出的主张实际上孔子都已经研究过了。我们回忆一下1970年代、80年代,邓小平要改革,马上有人提出姓资还是姓社。小平讲,不要争论姓资姓社,看实际效果,也就是“黑猫白猫论”。这是一个明智的做法,因为争论起来,改革者一定处于下风。

      商鞅的运气好,秦孝公认同他的观点,坚决支持他变法。但仅有君王支持还不够,你的政令能不能得到执行?执行之后有没有效果?官员和百姓都感到疑惑,都在观望,这就是经济学中讲的政策的公信力问题。商鞅和新法有没有公信力?大家信你才能跟随你,才能执行你的政策,不信,就是国王下诏也没用,所谓“政令不出中南海”,说的就是这个问题。为了建立变法的公信力,孝公君臣做了不少事,例如太傅公子虔犯法,商鞅严惩不贷。为了提高政令的公信力,商鞅在国都南门竖了一根木头,贴出告示,有谁把这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,赏十金,虽说那时的金其实是铜,但也很值钱。众人围着这个告示看了半天,当时的国都不大,从南门到北门只有3华里,扛一根木头走过去不是什么太难的事,为这事得到十金的赏赐,好像不太靠谱,大家围观而没人动手。商鞅看看没人信,把赏金提高到五十,人群中终于走出一位,把木头扛到北门,果然得到五十金。立木为信,从此秦人知道,商鞅是令出必行的,违法就受到惩罚,服从就有好处,用这样的办法提高变法的公信力,减少变法的阻力。

      当然,新法有无公信力,最根本的还是要看实效。于是在第一次变法之后,商鞅就带领军队和魏国打了一仗,秦军获胜,一举收回了原来割让给魏国的河西之地,用战场上的胜利来显示新法的效果,用抓住老鼠平息黑猫白猫的争论。

      商鞅的政治体制改革打开了平民和农民的进身之阶,得到了他们的拥护,因为农民现在可以获得比以前更多的收入,平民可以靠战功进入军队和政府,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受益者是是克服守旧派阻力的重要新生力量。由于激励机制的改变,土地、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,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,到了这个时候,变法甚至对初期的受损者来说也是有益的了。受损者是贵族阶层,他们的特权社会地位被削弱了,但并不是完全消失,商鞅没有采取暴力手段铲除贵族阶层,而是通过增量改革和扶持新生力量,不断降低贵族阶层在经济、社会和政治中的相对重要性。商鞅也没有剥夺贵族的土地,只是说从今天开始,你们可以继续过富裕的生活,但不能当官,仅有门第出身和土地财富不行,当官必须有战功。变法对于贵族来说实际上也是有利的,战国时代天天在打仗,秦国要是战败灭亡了,贵族将失去一切,财产、地位、优裕的生活,什么都没了。在外部竞争的压力下,贵族也感觉到,变法虽然降低了我们在社会中相对的地位,但保住了我们的土地,保住了这个国家,使秦国免遭兵燹亡国之灾。所以说商鞅变法是双赢和多赢的博弈,多赢才能成功。

      邓小平的改革大家都很熟悉,我讲简短一些。改革取消了中央计划,解散人民公社,改变了农民的激励机制,这和“废井田,开阡陌,土地私有化”的作用是一样的。邓小平为首的执政党做的更多,他们允许和鼓励城镇民营经济的发展,由利润来驱动企业家,由绩效工资来激励工人,资源从低效的农业部门流向了高效的城镇工商业,从低效的国有企业流向了高效的民企,从而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。蛋糕做大了,各阶层人士都获益,民众生活水平提高,执政党的地位加强,这也是双赢和多赢的博弈。所以在小平同志逝世后,市场经济制度继续存在,今天如果再回到计划经济,恐怕是没什么人支持了,就像商鞅死后秦国人不愿回到旧制度一样。效率的提高让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获得好处,都感觉到新制度的优越性。不管在政治观点上、在社会问题上有多大分歧,我相信现在社会各界的共识就是中国不能倒退回中央计划,市场经济是我们坚持的方向,这就是邓小平成功的地方。

      邓小平的改革策略也可圈可点。改革需要形成社会共识,在我个人的记忆中,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开始,逐步建立了必须进行改革的共识。在此之后,成立了独立的国家体改委,减少利益部门的干扰和阻碍,提高改革的公信力。

      改革开放既有自上而下,也有自下而上,例如中国的农村改革就不是邓小平设计的,而是小岗村的农民先干出来的。干出来以后,由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给予充分的肯定,变成全国的政策,变成新的制度。联产责任承包制一开始是违法的,违反当时的法律,十几年后,到1989年修改宪法的时候才第一次提到,承包制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,才给予合法的地位。城镇民营经济也不是邓小平的设计,而是“傻子瓜子”年广九等企业家干出来的。年广久雇了几个人炒瓜子卖,县政府把他抓起来了,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,因为他的雇工超过了7个。马克思好像在什么地方说过,雇工7个以上就是剥削,不知道7是怎么算出来的。小平同志干预了这件事,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,中国的民营经济才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。小平尊重和推广自发的民间创造,对比王安石完全的顶层设计,效果有如天壤之别。

      为什么要强调基层的制度创新?因为它贴近市场,而且激励协调,对他有利的事农民才会去做,企业家才会去做,才能长久地去做,所以基层的制度创新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。激励协调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,原理大家都理解,对我有利的事就积极,不利的就消极、反对。下面讲的王安石变法,就犯了激励不协调的大忌,导致他精心设计的方案在实践纷纷碰壁。因此我们讲改革的策略不能单纯强调顶层设计,应该是顶层放开,加上基层创新。由顶层及时总结基层的经验,把基层的经验变成政策和法律在全国推广,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直是这样做的。在制度创新面前,回避意识形态的争论,以实际的经济效率为判断依据,只要能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就允许去试,不争论姓资姓社,这是他改革成功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。

      下面我们来看失败的变法,重点分析王安石,顺带也讲讲王莽。王莽改制可以看成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早期尝试,和商鞅正好相反,他把已经实行了几百年的土地私有制改回到国有制,更名天下土地为王田,刻意模仿西周,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”,今天我也宣布,天下的土地都是王田,禁止买卖。为什么要倒退回去?因为西汉末年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,大官僚、大地主有良田万顷,小农无立锥之地,生活贫苦。王莽并不是体恤小农,中国历代王朝之所以都站在小农的立场上,抑制豪强,扶助农桑,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小农,或者接受了儒家宣扬的仁政,而是出于财政的考虑。专制国家从官僚地主、豪门大户那里收不上税来,权贵们有合法的减免赋税的特权,非法的从瞒报逃税到贿赂税务官员,也有很多办法。中国古代的大地主多是大官僚,仕而优则富,地方一个小县到一品官员家里去收税,收得上来吗?历代王朝税赋的大部分落在小农身上,小农要是大面积破产的话,朝廷的日子也不会好过,保护小农就是保护皇朝的税源。但保护农民的政策效果都不好,靠官僚打击豪强,而豪强就是官僚自己,怎么可能真打呢?王莽深知小农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,农民正常生产,安居乐业,政府的税赋收入才有保障,这就需要抑制豪门大姓。于是他把天下的土地国有化,由政府重新分配,分配的不是土地的所有权,而是使用权,一户授田百亩,缓解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农户破产,缓解贫富悬殊所带来的社会矛盾。

      在工商业方面,王莽全面推行国家经营,叫做“五均六管”。所谓五均就是均物价,为此成立了官营的商业机构,统购统销,按成本收购商品,按官价出售,防止市场上价格过高。所谓六管就是政府垄断经营,管盐、管酒、管铁、管山泽之货、管铜铁也就是货币的铸造。前面那个铁指是铁器、铁制工具,后面的铜铁指铜钱和铁钱,因为缺铜,王莽发行过铁钱。王莽的货币改革混乱不堪,最后彻底失败,但是新朝所发行的铜铁钱品质好,今天 成了收藏界的最爱。

      所有这些改革最后全都失败,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的改革针对豪门权贵,豪门权贵坚决反对,不惜用宫廷政变和军事暴动来制止他的改革。王莽压不住阵脚,干脆自己来当皇帝,因此儒家生史学家都骂他是野心家。实际他有他的苦衷,我个人猜测他做皇帝的一个动机是提高新政的公信力,以皇帝的权威来推行新政。当然他的顶层设计问题太多,志大才疏的,想做的事很多,但能力欠缺,结果他的改革全面失败,自己也在贵族的暴动中丢掉了性命。

      王安石变法也是国家社会主义,梁启超这么说他,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,相对王莽,他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。王安石也是用政府替代市场,以为这样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,又可以增加财政税收,从而实现“民不加赋而国用足”,不必增加百姓的负担,甚至要减轻百姓的负担,国家的收入还能增加。政府有钱了,就可以改变北宋多年的积贫积弱局面。北宋开国之后,外患不断,对北边的辽国屡战屡败,党项人李元昊在西北建立西夏,人口不多,经济远不如北宋,居然也把宋军打得稀里哗啦。王安石认为,欲富国强兵,必先理财,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。保守派的首领司马光反驳他,说国家的赋税收入增加,老百姓的财富就要减少,与民争利不符合儒家仁政的原则。王安石争辩道,用我的新法,可兼顾国家和百姓。

      王安石的新法集中在经济方面,青苗法、均输法、市易法、募役法、农田水利法、方田均税法等等,大多数都属于经济体制改革,有一些是涉及到政治和军制的,比如保甲法和置将法。这是一个忧国忧民,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,连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司马光也承认他的用心良苦。王安石死后,司马光在上书皇帝,说王一生为国,朝廷应追赠谥号,优礼抚恤。北宋新党和旧党之间,争理不争利,主要是观念之争,司马光也没有在扳倒王安石的过程中谋什么个人利益,两个人都没有利用担任宰相的机会,搞子女经商和腐败寻租的事。

      诸项新法中,青苗法的实质是官办农业金融。王安石有基层工作经验,他在浙江做县令,看到小农的破产往往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,青苗播下去了还没有收割,旧粮已经用完,上下两季接不上,农民没有办法,只好去借高利贷,富商囤积居奇,借机盘剥,利率高达100%到200%,农户无力还债,破产典当土地。王安石看出问题所在,于是设想用官办金融取代高利贷,以解农民的燃眉之急。这真是个用心良苦,是个替贫下中农着想的好官,当然,他保小农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保国家财政。所谓青苗法就是政府在春播时放出贷款,利息20%,收割时敛取本息。用今天的标准衡量,20%的利率不是高利贷吗?但和100%的市场利率相比,还是给了农民很大的优惠,这个顶层设计的出发点无疑是很好的,但为什么在实践中行不通呢?

      执行青苗法,政府以国家的粮食储备作为本钱,储备本来是作为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用的,农业社会中一地出现天灾,粮食歉收,会有大量的农民破产,变成流民,威胁社会稳定,所以历代王朝都建有粮食储备。王安石盘算,那些粮食存在仓库里平时也没,何不拿来当本钱放贷,既帮助了农民,还赚取了利息收入。

      用国家的粮食储备,当然不得亏本,这意味着官员在发放青苗钱时,必须能判断农户的信用,也就是欠债不还的风险,但政府官员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断农户的信用风险。于是王安石又进行了设计,指令官员下去清点农户的财产,按财产从富到贫分成几级,让农户用财产作为抵押来借贷,按财产多寡决定信贷数量。结果富户贿赂官员,虚报资产,骗取官方的低息贷款,然后按市场利率转贷给贫户。贫户由于没有什么财产,从政府那里借不到钱,真有需要,只能从富户那借,而富户一转借利率就不是20%了。反对青苗法的大臣上书皇帝,说由富户转贷或者担保的贷款利率实际是80%到100%,和市场利率所差无几。

      更糟糕的是,政府出本钱,而80%到100%的利息收入财政只得到20%,大部分落入官员和豪富的口袋。青苗法在执行中弊端丛生,推行不下去了,王安石派出41位朝廷大员分赴各省督导,各位听着是不是耳熟?强行摊派,搞得下面鸡飞狗跳。在众多大臣的反对下,皇帝下诏禁止强贷,重申自愿原则。但是自愿的结果就是贷不起的仍然贷不起,能贷到的利率跟市场上的差不多,最后获利的还是经办官员和豪门大户。连盛赞王安石的后人梁启超也承认,政府办不了金融,应该由民间来办。梁启超推崇王安石,为他作传,这与晚清时局有关,作为变法派,梁启超对历史上的变法人物给予很高评价。

      均输法的目的是改善实物租税的收纳效率,今天不在这里展开讲。

      市易法是用官营的批发、零售业替代市场,目的是平抑物价。“魔鬼在细节中”,市易法同样在执行中碰到无法克服的困难。第一个问题是政府没有信息,要想执行青苗法,把贷款如及时雨般的送到农户手里,同时又能够保证偿还,国家不至于亏本,官员就必须掌握每一个农户的信息,不要说古代,现代的官僚体系都不可能做到。经营国有的批发和零售网络,也要有信息,官员的任务是高买低卖,平抑物价,但高买低卖必须了解全国市场上的商品价格,购买丰收地区的低价粮,运到歉收地区来平抑粮价。官员既无信息,也没有激励办好上面交待的差事。相反,他们依靠商人提供信息,或者委托甚至雇佣商人经办,官商勾结从中牟利。王安石设计的所有新法都绕不过这两个问题,一个是信息,一个是激励,青苗法和市易法也都栽在这上面。

      更大的激励不协调出现在朝廷上,变法的目的是抑制豪强,而豪强正是大小官员,他们怎么可能拥护和推行新法呢?宋神宗发现了这个问题,说为什么士大夫都反对变法,而不问新法对百姓有什么好处呢?宰相文彦博反问:皇上您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还是和百姓共治天下?话说得很直白,你到底应该以谁为重,士大夫还是老百姓。变法伤害官员的利益,依靠官僚体系推动改革,本身就是个悖论,他们不会有积极性推动变法。

      依靠官僚体系变法不能成功,第二个原因是信息不对称,信息不对称是现代经济学的语言。王安石所设计的新法都要求负责执行的官员掌握足够的信息,当时根本不可能做到。信息不对称还反映在上面无法得到下面的真实信息,皇上不知道新法的效果到底如何。有人攻击青苗法,宋神宗头脑比较清醒,认为这些人有自己的政治目的,不予理睬。但当退休宰相韩琦上书皇帝时,宋神宗高度重视,韩琦已经退休了,他说青苗法的坏话没有政治利益。神宗于是派了两个心腹太监下去调查青苗法。这两位接受任务后就琢磨开了,深知皇帝信任王安石,正锐意变法,如果说青苗法不好,像彭德怀写万言书,会有什么后果?两个太监思前想后,回来写了一个报告,声称青苗法深得人心,百姓大悦。宋神宗一看,坚定了推行青苗法的决心,实际上是被太监误导了。

      这样的事为什么在中国的历史上一而再,再而三地发生?上一世纪“大跃进”时期,下面报亩产万斤,毛主席出身农民家庭,居然相信了。官僚体系不仅信息效率低,而且会扭曲信息。太监们察言观色,揣测上意,专拣皇上喜欢的说,王安石绰号“拗相公”,对于反对新法的人毫不留情,太监觉得如实禀报恐怕没有好果子吃,宁可犯欺君之罪,也不给皇上真实信息。你不能说太监滑头,他是理性行为,非理性制度下的理性行为,官僚体系中信息必然扭曲。

      依靠官僚体系变法,不能成功第三个原因是意识形态争端。在新法与旧法的争论一涉及到意识形态,变法派便处于天然的下风。变法者必须用新法的实际效果证明他们的正确,而由于信息和激励方面的问题,新法在执行中又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,不能促进社会生产,做大蛋糕,而只是利益的重新分配,把豪富的利益分一部分给小农,把高利贷和商业利润转到政府手中。新法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有人受益,也有人受损,搞不好无人受益,变法最终演变为政治斗争,在政治斗争中,变法派没有胜出的可能。

      到此我们用王安石和商鞅的对比做一个小结,两人在人品、能力和权威上没有实质性区别,商鞅变法是突破式的,而王安石变法是修补式的。邓小平的改革也是突破式的,突破了计划体制。王安石变法完全依靠官僚体系,商鞅变法依靠平民和农民,邓小平的改革依靠农民和企业家。王安石变法是单纯的顶层设计,商鞅的变法和邓小平的改革是顶层放开加上基层创新。王安石的变法是官僚、商人、农民的利益重新分配,商人也包括高利贷者;而商鞅和邓小平的变法是增加产出,提高效率,大体上能够做到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,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,变法成功,新制度得以存续下去。

      我就讲到这,谢谢大家!